200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境质量指标持续好转

二是从颜回的学术精神与思想倾向看，虽不能说他是孔子的嫡传，深得孔子的真精神，但从其内在修养与基本倾向分析，颜回的学术实际上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尽量秉持孔子的真精神，尽量遵循孔子所制定或所期待的规范。

皇权的吓阻作用只是一个因素。因为前者，政教合一的观念在儒家主流思想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背景。

此外， 康有为在晚清展开的孔教运动也是一个左证。希望从这个进途把政教合一与政教对等两种认识，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里合而观之，以求窥儒家政教关系思想发展的全貌。但这最高神并不代表超越。从此出发，在儒家思想传统里逐渐形成两个思想趋势：政教一元与政教二元或政教对等。非师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师尊。

这个突破的契机要等到原始儒家出现以后才产生。如前所述，在董仲舒的思想中，个人的修身与群体的治平都需要王制与王教的介入。二程是其中的成员，大体也持这种看法。

[31]二程将这种道德的自觉引入治理国家和改革变法的实践中，认为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况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⑦]（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4页。另一方面，孔子突出地表现了对执政者德行的要求。[27]在程颐看来，大中之道即儒家圣王坚守的王道，王道是顺应天理的政治，三代圣王之治所遵循的道义原则来源于作为世界本原的天理。

改革 敦鹏，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以青苗法为例，二程认为，青苗法在推行中间，朝廷和地方官吏强行向农民贷款收息，这是兴利之举，程颢数次上书神宗皇帝说：臣近累上言，乞罢预俵青苗法利息及汰去提举官事。

[15]（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860页。在对王安石新法的批判中，二程以大中之道显示出儒家在现实政治危机中为捍卫自身文化价值而进行的探索与坚守。在二程看来，新法的实施一是倡导建立自我道德的完善，二是在实践中必须找到更加合适的变革路径。庞大臃肿的低效官员、慵懒无能的军事队伍、加上西北频频告急的边关危机，都使朝野上下弥漫着变法革新的舆论气氛。

[19]并认为，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而已。摘要：以往学界对北宋社会改革多聚焦在王安石身上，但事实上包括二程在内的北宋儒家对社会改革同样提出了一系列的构想与实践。[④]（宋）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1页。[25]正是因为兴利与兴义之间的对立必然要求改革者拥有崇高的道义理想和人格追求。

此时，相当一批文化士大夫仍沿袭庆历以来的观念，并不赞成采取激烈的现实主义策略，更倾向采取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和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来建设理想的社会秩序[①]。但王安石主张通过发展生产、改善生产条件来增加财源，更重要的是，国家财政困难的解决不能给农民增加或转移新的负担，变法要分清轻重缓急，他在给神宗上奏的札子中说变风俗，立法度，方今之所急也。

[②]（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64页。[⑥]（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58页。

事实上，随着神宗皇帝的即位，改革的重点矛头也放在如何解决财政问题上的困难——冗兵、冗官、冗费造成的沉重财政负担。[⑨]也就是说，在政治场上，权力拥有者首先在于完成内圣的修养功夫，内圣是外王的逻辑前提。但是，二程也认为，变法是件关系国家政局的大事，必须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于是，好的政治和如何实现好的政治就成为古今儒家学者毫无意外地面对的问题。在二程看来，王安石等在新法目标上以利为先，这本身与儒家以义为先的根本原则相违背，并且在改革实践中，新法逐渐发展为急于求成的行为。其次，二程不仅以应然之理理解历史，而且以更加严格的态度转向对人内在修养提出要求。

的确，从呼吁改革到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是二程对激进主义策略的一种抗拒或抵触，但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改革或一味转向对天道性命的抽象谈论。[23]（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423页。

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30]二程认为，变通只能存在于具体措施层面，更重要的是在关乎王道的根本原则上却不能发生一丝一毫的动摇。

在孔子看来，三代之所以值得追求和效法，在于尧舜文武的先王之道本身是绝对符合道义的政治，或者说是国家统治意义上的绝对正当——王道。原载《现代哲学》2016年第2期 进入专题： 二程 理学 儒家 。

身为新法执行者的王安石也认为，改革弊治应以财政为先。在理论方面，二程自觉将天理本体作为儒家政治改革的根本规范，在更高水平上为思考政治本性，以及现实政治改革所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要求。[31]（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32页。[28]（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211页。

以往学界对北宋熙宁、元丰年间进行的改革研究（一般称王安石变法）多聚焦在王安石身上，人们对这次变法的批评或肯定、功绩或责任给予了深入的评价，但事实上围绕变法所进行的学理与实践的辩论和斗争远不止某一人或某一派所能包含，在此其中包括二程在内的儒家士人对新法和新学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也正是在这些批判意见的基础上，二程为如何推动政治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造构想，也显示出儒家在社会转型期为捍卫自身文化价值而进行的探索与坚守。[30]（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64页。

[⑥]将政治、伦理原则提高到超越性的天理，使其成为社会生活遵守的绝对法则，这表明二程与先秦儒家对政治理想和政治变革的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然而，新政将整饬吏治放在变法的首位，很快就激起了谤毁浸盛攻者益急等议论，攻击范仲淹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远大为迂说。

为政以德、政者，正也都以道德教化和道德表率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依据。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

以天理的标准判断汉唐历史，无论君主取得多大的功业，由于其心术的不纯，都只是作为为己谋利的工具而已。春秋以来，以礼为代表的制度安排确立了整个政治关系的特质，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孔子一方面认为要想改变当时处于天下无道的政治局面，根本举措在行先王之道，即恢复自尧舜以至文、武、周公历代圣王的治国方略。[27]（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510页。相反，在不具备条件下的改动，如果只看眼前的利益，不能对思想、风气和制度进行全面的审视，希冀于激烈的实用主义策略来扭转全局，那只会酿成更大的祸事。

程颐对变法改革的思想与其兄程颢一致，他的态度甚至更为坚决。[2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6页。

奉行霸道虽也能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实行权变，但这种权不过是异化的阴谋诡计，与王道所奉行的灵活调整有着本质区别。程颐早年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提出政治改革的另一条出路——大中之道——作为现实变革的指导思想，试图通过思想文化来建立一条政治宪纲，主导大一统帝制下的政治方向。

[15]无疑以上陈述意在鼓励最高统治者打消顾虑，坚定改革决心。这种实用主义的用人策略虽有立竿见影的执行便利，但也为投机钻营之徒留下了空子，导致新法的初衷也在执行过程中变质走样。